“有志者，事竟成”这一句古训，出于汉代刘秀称帝后对他的大将耿弇的评语。

　　做任何事情，若欲成，必须有坚强意志。上海中年篆刻家费名瑶的成长过程，就是一个范例。

　　名心不除 境界难高

　　费名瑶，一九四八年生，浙江定海人，现居上海。少年时，天性颖悟，好学艺。祖父费宣若（名化农，号耕云馆主）见其专注之态，即辅导以文史书画基础，有所获。“文革”降临，高中毕业未能升学，被分入工厂，业余则专注于书画印。当时花鸟画被划入“四旧”，不敢冒险，抄家时被拿走所有画籍。说要刻毛主席诗词印，而留下《缪篆分韵》等几本字画。于是专攻篆刻。姓名印、领袖诗词印、可避“风险”，尤其刻毛主席诗词印，还可以“保险”。暇时刻石不断，进入废寝忘食之境。祖父见其状而告诫：“治印为自得之学，涵养用敬为先，人品不高，艺难免俗。”“印虽艺事，名心不除，境界难高。”并明示：“治印修养第一，书法第二，章法、刀法其后。”

　　锲而不舍 金石可镂

　　费名瑶按祖父所示，按时研读文史或临习历代碑帖。借“还应酬债”之机，潜心方寸，上下求索。前后三十年，对金石书法，古玺汉印，以及明清皖浙诸家印章临摹、仿刻、研习、摹石不下千方。形神兼得，几可乱真。对元朱文一路，更具慧心，谨严清隽，遒劲秀雅，人所誉称，直逼赵叔孺、陈巨来、韩登安等前辈；对白文一路，更能及汉铸、诏版之神，凿印连刀若笔，浑朴中藏筋骨，刀笔具见，更现神采。

　　日久，费君印名昭著，求刻者不绝于寓。时有立索者，容不得写稿，即时印面涂墨，挥刀急就。有一次四十分钟，竟成十四印。中尚有数方多字印，见者无不啧啧称奇。海上篆刻前辈单孝天见之，亦点头称赞。

　　精诚所至 金石为开

　　“文革”后，上海将举办第一次书画篆刻展。单孝天见到费名瑶十四方急就章和一首《周总理的诗词印》，即鼓励他去投稿说：“应征名额三十，上海哪有那许多刻得好的，你可去试试。”费名瑶满怀信心，斗胆以赴，结果冷水一盆，吓得他无颜再去见单老师。此后他对参展参赛再无心过问，真正潜心于方寸艺术之中，刻石更加精益求精，并自取室名“来石必创斋”以表心志。滴水可以穿石，他认定：只要志向不移，终有一天会在艺术上有所作为的。

　　潜心于艺，事必有成。四十年来他先后为各界人士刻印一万多方，遍及海内外，上有国家领导人、大总统、总理、民主人士、知名艺术家，下至庶名百姓、工农兵学商……。不少报刊多有专题介绍或作品刊登，国内如《西泠艺报》、《文汇报》、《新民晚报》、香港《大公报》，以及西泠印社出版的《现代印选》等等。国外如《日本与中国》。并四次参加“日创展”。获一九八五年第九届金鹰奖牌一枚。一九九三年韩国为请中国印人治“大韩民国第十四代大统领金泳三印”以为贺礼。从数大城市征得许多篆刻家作品带回韩国征求意见，几经筛选，最后决定由费名瑶为之篆刻。印作后在韩国多家媒体介绍，引起不小轰动。二000年德国《文艺作品年刊》又刊其十七方印拓与专题介绍。

　　今费君将出个人专集印谱，舒拉学弟积极推介，嘱为其序。草草成之，并作引玉之砖，若得读者品评，则倍感幸甚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刘江 二00三年四月初于杭州

　　费名瑶先生与艺术的结缘，还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事。

　　他的启蒙老师，是他的祖父费化农老人，老人饱学儒雅，诗书画印，四艺俱精。多半为了排解寂寞，同时觉得孺子可教，于是乎老爷子正儿八经地教起来，小孙子也就八经正儿地学了起来。正学得好好的，一场史无前例的风暴，把传统文化，送上了砧板。舞文弄墨，被裁定是封建士大夫的闲情逸致。祖孙俩怕招惹是非，再无兴致。一段祖孙教学佳话，就此在惶恐中，匆匆画上了句号。

　　费名瑶先生，是时正值青春年少，精力充沛，不久便专一倾心于篆刻了，好在一方石头，刻上几个字，又多半是人皆有之的名字而已，还不太引人注目，也很难给按上什么罪名，若是刻的是毛泽东诗名，还是挺时髦的咧！

　　这镕书法、绘画、雕刻于方寸之间的传统艺术，很快就吸引住了他。这不一刻，就刻了四十余年，而且不仅是欲罢不能，还越刻越来劲。

　　费先生刻了四十余年的印，走的是自己的路。就如学木工，先须过“锯直刨平”的关，才能在以后拓造木器中、施展自己的巧思一般，他先是啃《说文》，记篆字，临碑帖，读印谱；继之，通过细朱、满白印的反复镌刻，掌握各种刀法，熟悉各类石质；而后，由近及远地摹刻历代名印，从中汲取滋养。他坚信，自己要是一上来，便弄汉印，与其说是“取法乎上”，还不如说是好高骛远。费先生没有烧炷香，拜名家为师，是“无党无派”。

　　生性不爱张扬的费先生，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默默地刻着，他刀法娴熟，出手很快，几十年中，上手的印早逾万枚。

　　他有一个信条：有刻无类。平头百姓有索，欣然刻之；书画家相索，欣然刻之；当官的来索，依然是欣然刻之。由来是有求必应，不怕赔功夫，有时还赔石头。他常说：“每当我的刻刀举起之时，快乐便开始了，刻印的快乐贯穿在创作的整个过程中，我无暇顾及其他。”是的，对费先生而言，每一颗待刻的印，就像是展示在陈景润眼前的数学题，就像是初中生手中担着的新购的游戏软盘，无由怀疑，确实是乐在其中啊。

　　他的另一个信条是：刻印应该“因人而异”。这一点，与国画理论中的“随类赋彩”很为相似，费先生为人治印，很注意“投人所好”，尤其是为书画家治印，更是十分注意书画家作品的艺术风格，力求与之般配。认识到在书画中，印章处于“辅佐称臣”的地位，这不只是一种清醒，更是对艺术的虔诚，太难能可贵了。

　　你读他的印谱，面目之多，每每令人恍如踱入了百花园。

　　细朱文显然是他用功夫最多的。风格或平和简静，对之如对未央宫，对打坐僧，对垂钓叟，印面尽现赵时棡、韩登安、陈巨来三公之神韵；或婀娜遒丽，似吴带当风，又似游鲤在池，极富赵之谦、吴让之的情致。费先生在高兴时，还会在印面上搞一些“小动作”，如在笔划间，悄悄嵌入一枚古色古香的小泉币，甚至藏上一匹单足而立、闭目养神的仙鹤。更有一次，他在一枚多字数朱文闲印中，首尾各刻了个仅稗子大小，却眉清目楚的印中之印，如同梵蒂冈这个意大利罗马城中的国中之国，而且是一朱一白，真是生面别开，奇趣盈溢，见者无不拍案称绝！

　　白文对费先生而言，也断非弱项，他的急就章，多为白文，他惯常是略一思索，便直接石上奏刀，运刀如笔，刀过意显，顷刻成形，千态万状，自然和谐，或凝重，或酣畅，无羁绊中见性情。每有可观，先生则不免横生吁叹，正所谓：“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”其实，这在书法中，也可以得到印证，《鸭头丸》、《祭侄稿》等传世瑰宝，恰恰都不是刻意为之的。

　　他也刻一些中规中矩、楞头楞脑、有诏版味儿的满白印，很像康熙时林皋玩的那路，变化仿佛不多，但显得很庄重、大气，我揣摩他莫非有意在打造一种有时代气息的官印，因为我发现他为干部刻印，每取此法。

　　至于费先生自己，更看重借鉴汉铸印的白文，你看他郑重其事地把他的“二钧汝堂”这方斋印，放上了印谱的封底“压轴”，用意再明白不过了。

　　他的印刻，渐渐不胫而走，这正应了“好酒不怕巷子深”的老话。虽然他从不张扬，名气却一日日大起来。他的印蜕，被好事者频频搬上报刊，编进了书，不单东邻日本、韩国的朋友为他写文章、编专页、颁奖牌，连大老远的美国、德国也不时有人上门来求印订刻的。

　　我时常在奇怪，费先生在篆刻上付出了那么多时间和精力，他居然另外还有一大摞爱好：书法、石雕、种花、养鱼、摄影、跳舞、乒乓、旅游、住宅设计等等，而且无不玩得像模像样，举例来说，他的乒乓水平，就让他协助训练过几年上海市少年集训队。

　　如说他还有不愿意做的事，那大概就是编他的印谱了，不是诸多朋友的反复怂恿，让费先生感到众情难拂，这本印谱就无由得见了。我当时也是积极的起哄者，为此没少费唇舌，我分明也在功臣之列。

　　但当他把编就的印谱搁在我面前，央我在印集前随便写些什么时，我知道报应来了，咎由自取呗！不过，好在我与费先生交游数十载，自不愁没有可说的，于是写下了以上这些文字，倘若它真能多少有助于读者了解费名瑶先生，那我就不胜欣慰之至了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二00三年三月